“艺术不是科学”
的确，这是一句“废话”。说“艺术不是科学”，就等于说“A不是B”、“张三不是李四”、“窝头不是馒头”。但是，无论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艺术领域里，对这个原本不应该有任何疑问的简单判断，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认识。比如，在2000年夏季举行的“第九届全国青年电视歌手大奖赛”中，有一个歌手叫李琼，她的与众不同的歌声便曾经引起了争议。
少部分非歌唱专业的评委认为李琼的歌唱有鲜明的个性和较强的感染力，给她打了较高的分。而占评委大多数的歌唱专业出身的评委却不约而同地给她打了较低的分。一些歌唱家评委在回答观众提问时和在非正式谈话中对李琼最终未能进入决赛做了解释，其中最重要的理由，便是认为李琼的唱法“不科学”、是“大本嗓”，并强调“人的生理构造（声带）是相同的，所以，只能有一种正确的唱法、科学的唱法，这就好比这间屋子，只有一个门，什么人都只能从这一个门中出去。”
看起来，有必要请这些先生们再看一下1999年新版《辞海》中关于“艺术”与“科学”的权威性解释：
艺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为特性的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即通过审美创造活动再现现实和表现情感理想，……具体说，它是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反映，也是艺术家知觉、情感、理想、意念综合心理活动的有机产物。”
科学：“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以及总结和贯串于三个领域的哲学和数学。”
虽然这个“权威”性解释本身尚有可斟酌之处，但它起码正确阐述了艺术与科学是两回事。但奇怪的是，现代人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不知不觉地或将艺术混同于科学，或将“科学”置于艺术之上，把“科学”与“科学性”视为神圣的、至高无上的、统领一切的“君王”甚至“上帝”，而把艺术当成了从属于“科学”的奴婢。现在，所谓“科学的唱法”成了中国整个声乐界最高的追求，一些声乐教师对一位首次登门的年轻歌手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的唱法不科学，要改方法！”而当一位歌者批评另一位歌者的唱法“不科学”时，实际上等于在说：“你现在的歌唱方法是错误的！”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歌唱”——这种人类最本质、最古老的感情表达方式与艺术形式中，“正确”与“错误”究竟是什么意思？衡量艺术的最高标准是“科学”与“正确”吗？而人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科学”置于艺术之上的？人们为什么要如此夸大艺术中“科学性”的地位甚至不惜用“科学性”来阉割艺术的灵魂与本质——创造性和个性呢？
实际上，正是对科学的崇敬在改变着人们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在科学主义的号召、近代民族屈辱史的鞭策及振兴祖国的伟大理想的激励下，用科学来改造“落后”的中国民族乐器、用西洋大乐队的形式来组建中国新的“民族乐队”和创建“科学的民族唱法”成为50年来中国音乐界共同奋斗的目标。
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除了乐器改革由于种种原因而陷入一个尴尬境地外，后两个目标可以说是基本上达到了。在声乐领域，经过“科学化”了的“民族唱法”不但与西洋歌剧唱法（所谓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三足鼎立，成为当前中国音乐生活中重要的艺术品种，而且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相对成熟的教学体系并在艺术实践、艺术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但是，正是在成功之后，人们才发现问题的另外一面。这就是我在“第九届全国青年电视歌手大奖赛”上所指出的民族唱法存在着“千人一声”的问题。大家都还记得，在“科学”还不发达的五、六十年代，王昆、郭兰英、马玉涛等歌唱家的声音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即使只有广播没有电视，人们也能很轻松地将他们区别开。个性化与地方特点的鲜明，是农业社会的必然，也是那个时代共同的审美要求。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我们的社会开始进入工业化社会，应时代的要求，在科学主义的无声影响下，声乐界开始探索所谓“科学唱法”并大量培养适应群众此时审美需求的歌唱家。在一些杰出的声乐教育家的努力下，一种借鉴西洋歌剧唱法并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民族风格的唱法与音色逐渐形成了。由于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歌手受到一个时代的肯定和欢迎，也由于这种“科学唱法”的教学的确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所以，这种唱法和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歌手便逐渐取代了五、六十年代那些来自民间的、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与个性色彩的唱法和被称为“大本嗓”的民间歌手，建立了在民族声乐教学领域与实践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
本来，找到一条具有普适性的声乐教学法是一件好事，受到群众的欢迎也是一件好事，但任何艺术流派一旦成为“显学”，一旦成为“一统天下”，便也脱不掉“物极必反”的规律，开始让人们感到了厌倦。于是，面对“大奖赛”上许多音色几乎一模一样的歌手，李琼因为唱法“不科学”而被淘汰便自然引起了争议和深层的思考。
我在回答“大奖赛”监审组的提问时曾试图解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我把个性歌手的沉寂与“罐头歌手”的批量生产归结于一个时代的共同审美需求和生产方式的改变：“王昆的时代，中国处在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审美特点就是个性化、地域化，与民间有着深厚的联系。现在这些歌手，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音乐学院的产品。工业社会所推崇的，是科学化、规范化。而科学化、规范化的结果，就是我们具备了批量生产大量歌手的能力，但却抹杀了个性。”的确，群众的审美需求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今天，当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完成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前进入到追求个性、崇尚自然、讲究多元化的信息化社会了。那么，“第三次浪潮”后的时代除了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化社会以大为美、追求“科学性”和“规范化”不同，要求多元化和个性化之外，还有什么特点呢？对科学的反省应该说是重要的内容。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艺术与科学是不一样的，科学不能代替艺术。科学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而艺术，始终是感性的产物。科学讲求唯一正确，100个科学家做一道数学题只能有一个答案；但艺术没有标准答案，对同一主题，100个艺术家会创作出100个不同的艺术作品。一个新的科学试验的成果被承认，必须有可重复性，即必须所有人能够在同样条件下得出同样结果。在科技指导下的大工业生产，也一定要求标准化与统一规格。但艺术不能标准化，艺术必须有个性。在科学领域中强调的可重复性恰恰是艺术的天敌。艺术追求的就是创造性，就是个性、就是与众不同。贝多芬之所以是贝多芬，就在于他与莫扎特不同；同理，莫扎特之所以是莫扎特，也在于他与贝多芬不同。所谓“科学”唱法“就好比这间屋子，只有一个门，什么人都只能从这一个门中出去”的话，完全违背了艺术的本质。在艺术领域，只有那些不想从一个门出去，只有那些想得出方法并敢于从窗户、烟囱、地道、甚至掀了屋顶出去的人，才可能成为大艺术家。
人们在清楚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进一步探讨艺术与科学是什么关系、科学性在艺术实践中究竟应该占有什么地位、在艺术中什么更重要？是“创造性”，还是“科学性”等一系列问题。首先，说艺术与科学不同绝不意味着否定科学的伟大意义与价值，这就好比说骆驼与马不同不意味着否定马一样。其次，主张在艺术中创造性与个性更重要也绝不意味着排斥在艺术领域里应有的科学性。我想强调的只是在艺术领域里不能把“科学性”置于艺术本质之上，不能以“科学性”作为衡量艺术水平、艺术价值的最高标准，更不能用“规范化”、“标准化”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制造艺术家和艺术品。对于现代人而言，科学绝不仅仅是一种“结果”，它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我百分之百地推崇并服膺科学精神，即推崇并服膺一种理性的、自由的、不以任何“权威”的论定为结论的、实事求是的探求精神；但我却不会对任何科技成果本身顶礼膜拜。人们应该认识到，科学的本质是自由的、不断发展的，是反权威的，任何将“科学”本身权威化、固定化、神圣化的做法，本身便是反科学的。
应该承认，我们目前的艺术理论、艺术教学、艺术实践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公众审美观念的改变，一部分听众对当前声乐领域里“千人一声”现象的不满及对一个普通歌手未能进入决赛的质疑，就反映了大众审美观念的提高和进步。那么，在艺术实践中，科学究竟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才更合适呢？我个人认为，科学在艺术实践中的地位应该和科学在竞技体育中的地位一样。众所周知，在当代竞技体育中，现代科技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比如在刚刚结束的奥运会上，应用了高新科技的游泳衣便因为提高了运动成绩而大出风头。但是，创造运动成绩的最根本的条件，归根结底还是运动员，还是运动员的体能、技巧、训练等等。科技对体育事业的促进，永远只是辅助性的、次要的。而且，在不同的体育项目里，科技影响成绩的能力有很大不同，在某些专案——比如最具吸引力和普及的项目足球、篮球中，科技影响成绩的成分就更微乎其微。最重要的是，在体育界，即使是在最能表现出科技影响的项目里，人们比的也是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和他达到的结果，而不是“科学性”。没有一个裁判会在解释他为什么给一位运动员打低分的原因时说：“他的方法不科学。”
在艺术领域，要不要讲“科学性”呢？要不要提倡更多地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呢？当然要。我希望我们的声乐教育家能更多、更深入地研究人的生理结构、心理机制，找到更有普适性的教学方法和更好的发声方法；我希望每一个学习声乐的人将来都能在练习歌唱时在某种先进的仪器上看到自己声带的震动频谱和共鸣区的位置图。但我更相信，即使你今天就使用了22世纪的科技手段，你的歌声也不一定能感动我。艺术最终是人与人的交流，是感情的交流，是主观的感受、有时候甚至还是“没有道理”的。没有情，没有创造、没有个性的艺术，即使全部用科学包装起来，仍然是三流的艺术。而且，我相信，科学不是万能的，尤其在涉及人类自身，涉及人的情感、精神、信仰、美感时就更显得尴尬。声带毕竟不是普通的乐器。而人们所说的共鸣位置（不管是什么“颅腔共鸣”还是什么“胸腔共鸣”），就像中医的“穴位”、“经络”至今无法用科学证明一样，你明明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但在解剖刀下恐怕也只是一个挤满了神经、血管、脑髓、肌肉、肠胃等非共鸣体的腔体，而科学不是早就告诉我们只有气体的震动才能引起共鸣吗？对所有建立在人类“感觉”上的东西——从气功的“气”感、到歌唱时的“位置”感，都只能靠练习者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去体会，你永远无法靠什么“科学”的手段、别人的体会来代替自己的体会，也不能把自己的“感觉”像导电一样传递给他者，这就叫“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重要的是，歌唱艺术是一个包括歌唱技巧（发声方法只是其中一项）、歌曲内容的理解与表现、舞台表演、情感控制等许多因素的综合性艺术，只注重发声方法的训练而忽视其它艺术因素的学习与表现是我们当前声乐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艺术不是科学，更不仅仅是技术，我们的艺术院校培养的应该是艺术家，而不是“技术员”。
21世纪，是人类对科学反省的世纪。这种反省，一方面表现在对科学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反思上（诸如环境污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一方面表现在如何重新定位科学的地位上。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曾在一次演讲中坦称：“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认为科学会有利于每个人。科学显然很有用，也是很有益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参与了原子弹的制造工作。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原子弹的产生，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极其严肃意味的事件：它代表着对人类的毁灭。”③我认为，科学只是人类探求外部世界与物质规律的一种手段，人类应该牢牢把握科学的方向，更不能让科学成为人类的宗教，成为控制人类思想与进行艺术活动的君王。一句话，它只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在艺术领域里，只有摆脱对科学的崇拜，复归艺术的本质，主张个性与多元化，提倡“与众不同”，艺术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要建立多元化的审美观，在艺术领域提倡一种宽容精神、一种相容并蓄的态度，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尤其要给予那些根植于传统、来自民间的艺术形式、“草根派”艺术家以应有的尊重、地位和在媒体上亮相的机会。不要用“不科学”作为否定某种艺术形式、艺术品种、艺术作品、艺术家的口实，也不要用“科学”作为艺术中正常的流派之争的商标和盾牌。
我主张在努力发展科学的同时反省科学，在长期忘却与批判宗教之后重新认识宗教，在坚守艺术个性化与多元化本质的基础上鼓励自由的创造。让我们用科学探求物质及外界，用宗教平衡内心和社会，用艺术陶冶精神、提升生活——这便是我的科学观和人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