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以公元四世纪罗马皇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为分界线，广莫把西方哲学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基督教之前和基督教之后。
四世纪以前的西方哲学，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中广莫最感兴趣的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而是犬儒主义的第欧根尼和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前者从实际言行上，后者从哲学思想上实际创建了和道家哲学很相似的西方哲学。只不过他们的才华远在老庄之下，没有将自己的行为和简单朴素的认识，统一到道家所谓道的高度，也没有留下不朽的经典，所以到了后来基督教哲学一统江湖的时代，这一派哲学就彻底淹没了。而中国的道家，虽然也越来越衰落，但是由于有道教，有流传千年的深不可测的《道德经》《南华经》，还由于儒家和道家，孔子和老子的特殊关系，导致道家虽然在表面上衰落了，但和儒家思想一样深深镌刻在了中国人的基因中。
而自从基督教作为一神教，从信仰上统一了整个欧洲之后，东西方哲学上的分野就出现了。整个东方，因为从来没有一神教，所以对于宇宙是如何构成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这些宏观的哲学问题，东方人是没有根本的确切的答案的，因为没有根本答案，就允许思考，允许揣测。所以中国的哲学基本上都是形而上的，所有真正有智慧的人，扬雄王充，王弼向秀，乃至后来的邵雍朱熹王守仁，都把所有的精力用在了思考形而上了，而形而下的都是一群工匠出身的人在研究。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科学的原因也就在于此，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吸引不了中国古代先贤们去研究的。 西方就完全不一样了，基督教一统信仰之后，宇宙是如何构成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那些宏观问题都有了不容质疑的标准答案。那些大才们只好从另外一个对立的方向展开自己的思考，从微观的角度研究身边的事物，身边事物的规律，希望从微观到宏观，接近那个真正的大道，所以西方发展出了高深的数学，物理学，生物学，逻辑学以及为了搞清楚具体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这件事而发展出了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心理学，到了近代，黑格尔和马克思又神奇的发展出了辩证法。因为有了完备的数学体系和逻辑学方法，西方也就必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直到现在，西方理工科的博士，依然叫做PhD，哲学博士，牛顿所写的标志着现代科学开端的伟大著作，也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他们来说，当以数学为原理去研究哲学，出现的就是科学。 广莫在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科学的本质是哲学，哲学的本质是神学，所以研究科学，研究哲学还不如直接研究神学。当时这句话小伙伴们都不懂，包括广莫自己也不懂。现在明白了，这句话说的很对，即科学发展到极致，讨论的必然是原本在哲学领域讨论的问题，比如现在的量子力学的进展，已经开始凸显出这样的端倪。有一本很畅销的介绍量子物理的科普书，书名叫《上帝掷骰子吗？》，这里的骰子念头子。书中有一句话令广莫印象深刻：「爱因斯坦虽然生活在那样一个量子物理学大爆炸的时代，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其做出太大的，符合他地位和智商的贡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从哲学上，爱因斯坦不愿意相信和承认我们的物理世界，从本质上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
所谓的上帝掷骰子只是一个比喻，意思很简单，就是两个字，随机。广莫相信以后尖端科学的发展，会朝这个方向越走越远。最后当科学走到极致的时候，会发现科学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科学发现的，只能是现象，而现象只是一个哲学命题。
而哲学的本质，广莫认为就是唯物与唯心之争。唯物主义的基础，就是科学，当科学最终都要背叛唯物主义的时候，唯物主义就要崩塌了。到了那时，哲学的所有命题，都会成为宗教命题，或者说叫神学命题。也就是广莫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我是怎么想的」。而所有的神学，所有的宗教，其实都存在，也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心里。
既然西方有走东方道路的哲人，那么中国有没有走西方道路的呢？有的，就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他们心中的宏观世界，处在一半确定一半不确定的状态，这一半，就是儒家思想。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研究包括道家思想和周易在内的所有事物，希望把其中的理找出来，那么这一大堆理的集合，就是道，但是他们的道，还是建立在先确定儒家思想绝对正确的前提下的。 所以说，朱熹的理学是用西方哲学的方法，研究儒学的人，而王守仁的心学就正好相反，他是几乎试图用道家的思维方法，研究儒学的人，他一生接触的道人很多，本身对道家思想的领悟也很深，所以他在贵州开悟，通晓大道这件事，哲学史称龙场悟道。只不过，他运用道家思想的思考终点，还是在儒家的在明明德，而广莫运用道家思想的思考终点，在得道成仙。不是说广莫跟王阳明一样厉害，广莫还差得太远，只是说大家的终极目标不同而已。
西方哲学，有两个特点是和中国哲学特别不一样的。其一是他们的哲学允许和道德无关。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提出一些观点，一些理念，一套哲学，明显违背当时社会传统道德，而这个人还可以享有很大的声誉，并不会因此受到太多指责。例如写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还有尼采。
其二是西方哲学中是允许一个人的的个人生活，和他所倡导的哲学不一致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行不合一。所以西方的哲学家中，很大一部分都不是一般意义的好人，尼采，叔本华，卢梭，包括马克思，这些人简直就是流氓加混蛋。而我们的哲学家，从上古时代追求的就是自己是怎么想的，自己就要怎么做。于是道家就不会当大官，儒家就要争取当官，法家就要争取当大官，墨家就要过简朴的生活，然后去帮人守城，农家就要除了种地什么都不做。这种思路一直发展到明朝，被王守仁总结成知行合一四个字，至今都深刻的影响着我们，已经成为生活中无须思考和辩驳的标准，甚至连小学生都常常不假思索的这样反问小伙伴“你说这个好吃你怎么不吃啊”，而实际上说某个东西好吃不一定是非要亲自去吃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哲学，几乎都是积极向上的哲学，中国的哲学家们，在人们脑海中，无论立场如何，造诣如何，都是好人，贤人，乃至圣人，仙人。这里面有两个著名的例外，一个是李贽，他的哲学体系现在看来非常先进，非常西方化，甚至可以说领先当时的中国人三百年以上，而他本人也过着相对士大夫而言放荡不羁的生活，最后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应该活着了，于是就在监狱里自杀了。另一个例外是朱熹。虽然他的学说被后代演绎成了严格的封建礼教，而他本人却绝非道德楷模，不但格局小，心眼小，据说还扒灰，这也成了后世反对理学的人抨击的重点。说白了，在中国，李贽就是坏人不该当哲学家，朱熹就是你自己都做不到，你说的谁信啊。 说到理学，其实我们有一点误会朱熹了，朱熹本人的著作，并没有一整套对人衣食住行的礼教的规范而安排，之所以发展成这样，是元朝的时候，汉族士大夫为了抵御蒙古文化传统和道德标准对汉人的侵蚀，故意把当时威望很高，而且早就死掉的朱熹搬出来，把他的道学细致加工演绎成不近人情的样子，然后对蒙古统治者说，我们应该这样。蒙古统治者没什么文化，只好说，那好吧，你们就这样吧。你们就不必遵循蒙古人的道德和世俗行为标准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元朝后面的明朝皇帝姓朱。中国自从王莽开始，各个王朝的建立者都对自己能当皇帝，自己该当皇帝这件事没有太大的自信，所以几乎他们上台之后都要搬历史，认祖宗。朱明王朝也不例外，可惜历史上姓朱的名人不太多，于是就把朱熹抬了出来，把元朝那一套打着朱熹旗号忽悠蒙古人的礼教，也搬了过来。当然同时也有利于统治的原因，总之就一代代传下来，传到鲁迅那代就成了吃人的礼教了。说吃人，也不为过，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我们三四千年的历史，不是都是那样的，只有后面的六七百年，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有时候广莫都在想，假如明朝的统治者不姓朱，而姓李，姓姬，可能我们的历史又会是另一番样貌了。
东方有像西方的，西方也有像东方一样完全知行合一的哲学家，这就是斯宾诺莎。他就是完全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按照几何学的方法，写了一本哲学著作，而且在一生中严格按照自己证明的哲学过生活，他也堪称一个伦理上的完人。恰好他写的书，就是伦理学。只不过由于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他思考的上限也只是在伦理而已，如果他能不受宗教的束缚，或许也能修道成仙。
现在西方哲学的显学是罗素的分析哲学。罗素本人就是大数学家，这也象征着数学工具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我这种数学极差且对数学没有任何兴趣的人，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哲学家的，最多成为一个哲学学家，研究一下古人曾经说过什么。而中国哲学则相反，完全看不到使用数学工具的必要，中国哲学家不识数都可以做，他们用到的数字不会出100个数，再往上就是千万亿的约数了。因为中国哲学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而西方则正好相反。